建材下乡先给农民建房理由

建材下乡先给农民建房理由

如今乡下流行“两只老鼠”的段子： 农民在乡下建的房没人住，都给老鼠住了。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没房住，只能在地下室与老鼠同居。

继2009年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等惠农政策后，2010年中央“一号文件”提出“建材下乡”，把支持农民自建房作为扩大内需的重大举措。

不过，在此一优惠政策出台之际，我们尚需评估，农民自建房的市场到底有多大？能否顺利成为拉动2010经济增长的“火车头”？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是 ———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加快，亿万农民工拥向城市，渴望在城里买房、扎根，成为新市民。一个新的命题由此产生：“建材下乡”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农民群众在家乡建房的积极性？

其实，在看似利好的政策推手后面，农民自身有没有建房需求，才是检验“建材下乡”举措能否真正落实、惠及亿万农民的关键。

65岁的王明志决定修建新房，是在“双重压力”之下的一个无奈之举。

2010年正月初五，巴南区界石镇河嘴村，早春的田埂地头见不到人影。平时难得碰面的村民聚在一起打牌聊天，节日的气氛依然浓郁。对于这些村民，春耕农作，似乎是一件十分遥远、无关紧要的事情。

乡下建房的越来越少

王明志推开一间破陋毛坯土墙房的木门，小心翼翼地从储物柜下抱出一个陈旧的木箱，里面放着一摞杂乱的证书和纸张。

当堂屋里暖炉上的茶壶腾升起缕缕水气时，他摊满了一床的物什，不停地翻找着，嘟哝着。

眼前摊开的，有铜锈斑驳的奖章，还有泛黄的工作证、退休证———40多年前，二十郎当岁的王明志走出这件土坯房，去到城里，做了一名工人，那是他人生中的华彩时段。

那堆物什中，还夹杂着一大堆票据、材料单据、表格，记录着他这次拆掉土坯房，另盖新楼耗费的成本：84000元。

新楼房就兀立在土墙房前方10米远，两层砖混结构的楼房，不仅挡住了老房子的视线，更堵住了王明志老两口的心。

王明志告诉记者，10年前，他主动丢下工人的身份，让小女儿顶替到企业上班。他又回到乡下这间土坯房内。靠领取不多的退休金生活。此时他才突然发现，工作大半辈子，自己仍然没有能力重新建房。

刚回到农村那几年，村里很多农民都陆续建起新楼房。让他难以接受的是，村里人嘲笑他修不起房子的原因，是生了3个女儿。

王明志想赌一口气盖个新楼，但他确实无能为力。老伴长年生病，全家就靠他那微薄的退休金生活，几乎没有多余。他曾暗自思忖过，借钱修。但乡下一幢房子修下来，怎么算也得四五万元，借钱，以后怎么还？

2008年，汶川地震让他家的土墙房开裂，裂开的缝隙像蛇一样盘在墙上，一厘米宽，几米长。夏天的阳光从缝隙射进来，住了50多年的土坯房终成危房，怕打雷，怕下暴雨，“搞不好会突然垮下来。”

2008年岁未，在重庆打工的二女儿和女婿提出，新建一幢楼房，让两位老人搬出危房。经过审批，他在自家的一块林地上，开建一幢占地80平方米的砖混二层楼房。

几个月后，新楼房竣工，在河嘴村沿公路的楼房中，也显得有些气派。

新房的出资人是二女儿和二女婿。现在她俩除了欠预制板厂近万元货款外，还在外借了5万元现金。他深感女儿女婿的不易，“她俩在重庆打工，两人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。除去房租、小孩学费、日常生活用度，他们又能存几个钱？这债也难得还。”

房子修好后，没有进行任何装修，也没有添置家具。为了节省工钱，房屋主体完工后，老两口每天自己动手为房子做些修缮。这房子，就是建来给他老两口住的。至于今后女儿会不会回到乡下这个家，“谁又说得清呢？她俩若回来，我们靠哪个挣钱还债；若不回来，凭他们在外打工挣那点钱，一辈子也不可能在城里买套房。”

守着空空的新楼房，王明志心里也是空的。

他说，现在村里修房子的人越来越少，即便有建材下乡的国家补贴，如果农民没有建房需求，再价格优惠的建材，又卖给谁？

新建房都给老鼠住了

王明志只是界石镇2008年165户新建、改扩建农民中的一户。根据界石镇国土管理所提供的数据，2009年，全镇新建、改扩建是162户。比上一年减少两户。

“虽然减少的数量不多，但这种减速，在这几年比较明显。”所长彭子巧说，南彭镇2008年农民新建、改扩建房屋173户。2009年下降至87户。现在新建房屋的农户，多半都是结婚生子分家所致，还有一部分是老房子建在地处危岩地区的农民。

彭子巧告诉记者，改革开放后，中国农村经历了两个建房高峰期：一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期，农民收入增长迅猛，乡下人自建房数量随之大增；二是90年代中、后期。当时农民建房，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改善住房条件。

“乡下有条件盖房子的，在那个时期都盖了。”彭子巧分析，现在中国农村是否将进入第三个自住用房建设高峰，尚看不出任何迹象。他认为，在前两个建房高峰期没有动手建房的农民，经济都较困难———此次“建材下乡”，他们也许将成为主要受益对象。

2006年，界石镇鹿角镇虎校村村民曾大丰花9万元在自己的旧宅基地上，盖了一个600平方米的三层小楼。小楼很洋气，曾引来很多村里人侧目。然而小楼盖好后，曾大丰很少从城里回到这个家。今年正月初五回来，除了探望长辈，就是到新房打望一下，门窗有没有被人为损坏。三年了，除去灰尘，一切都还好。 “现在农村人少，捣乱的人都没了。”

43岁的曾大丰一直在城里跑运输，这幢新楼，就是他靠四个轮子跑出来的。现在他夫妻俩长期在重庆租房住。儿子明年大学毕业，每年回农村老家的时间，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。

他很后悔在老家修了这么一幢洋气的楼房，“别说儿子不想回家，现在我都不想回来长住。”

曾大丰在老婆面前发过誓，娃儿大学毕业后，哪怕砸锅卖铁，也要在城里买套房子，哪怕是个“斗室”。

如今，他正四处托人想把房子转出去。

曾大丰认为，“建材下乡”对激发农民建房的积极性非常有限，“以2006年村里和我一起建房那批人的经济能力来说，建一幢三层小楼，至少要投入8万到10万元，就是建一套三开间的房，也要五六万。所以，如果农民没有住房建设的迫切需求，仅靠建材补贴，希望以此拉动农村住房建设消费市场，恐怕很难。”

曾大丰说，现在农村建的新房，实际上都是老人和儿童在住，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城市务工———这就有了“两只老鼠”的说法：农村的房屋没人住，都给老鼠住着；城里的农民工没地方住，只能在地下室跟老鼠住一起。

曾大丰算了一下，附近几个村农村房屋闲置，至少达30%以上。

空空荡荡的清水房

当多数村里人建起了楼房时，接龙镇新弯村的朱贤义一家四代几十年如一日挤在一个老屋子里面。56岁的朱贤义想建房的愿望比谁都强烈，但是差钱。

去年11月，他终于攒足了7万元钱。通过审批，他用这笔钱在自家原来的宅基地上建起了11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。

为了拆旧房建新房，这位脸上始终扬溢着微笑的菜农，一咬牙，把床搬到了猪圈里。“除了四周透风外，还有臭味。”

钱花完了，房子也基本修好。朱贤义再仔细一看门窗没有，地面没平，墙壁没上水泥，管线也没布局。停歇下来的朱贤义扳着手指一算，接下来还要6万左右。仅这一点，又让朱贤义抓狂。

靠种菜赚钱的他不敢去借钱，“借时容易还时难，不晓得卖好多年小菜才能还不清。”为了节约人工费，他每天自己到新房子里修缮没有完善的工程，“收拾得能住人就行。”因为在猪圈临时搭建的房间里，受伤的妻子还躺在床上养息。

听说建材产品也要下下乡，朱贤义的微笑在脸上更是荡漾开去，“我们村里现在修房子的不多了，但很多修起来之后没有装修，全是清水房，建材下乡就给我们补贴装修材料，可能效果和市场会更大，我们不讲究档次，只要便宜实惠。”

在新弯村里走访时发现，很多村民建造好的楼房里，并没有实施装修，墙壁和地面都是裸露的水泥，其居住质量有待提高，这也给装修材料下乡提供了市场基础。

对于已经修好房子但没有装修的朱贤义来说，建材下乡是他虎年最盼望的一件事，因为他正在为装修抓狂。

装修报价明细

家装设计师

客厅装修

卫生间三居室装修效果图